新京报快讯(记者 张璐)“我是一名党员科学家,要牢记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攻坚克难搞科研,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我们的科学技术创新要服从于国家的需求。”
中国工程院7月13日举办“学习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报告会,获得“全国优秀员”称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钱七虎作报告,讲述了六十余年的科研经历。
今年84岁的钱七虎满头花白,但目光炯炯。“我从事的是防护工程专业,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就是为国家铸造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为人民构筑绝对可靠的安全屏障。”
谈及为武汉抗疫捐款650万元一事,他说钱对自己意义不大。“我如果追求奢侈的生活,对我这个员来讲是可耻的。”
7月1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钱七虎到中国工程院作报告。新京报记者 张璐 摄
“爱党信党跟党走,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钱七虎回忆说,1937年10月,他出生在国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母亲在逃难途中生下了他。他的童年中有八年是在日本铁蹄下度过的,“日本鬼子将杀害的游击队员尸体放在小学操场上示众”的场景,他一直难忘。
解放后,他亲历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的英勇作战、迫使侵略者止步于三八线的历史;解放初,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治好小虫病”的伟大号召,治好了他和江南水乡许多人的血吸虫病。这一切使他深刻感到,没有党,就没有强大的祖国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这就是我信党跟党走,十四岁入团、十八岁入党的最最终的原因。”
如何跟党走?钱七虎说,就是在关键时刻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分配。高中毕业时,钱七虎因学习成绩优秀,被计划选送到苏联留学。随后,成立不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到他的母校上海中学招收优秀毕业生,组织上又找他谈话,要送他到哈军工。钱七虎毅然放弃留苏机会进了哈军工。“当时选工程兵防护工程专业的人很少,大家认为要跟黄土铁锹打交道太土。我是班长,所以带头服从组织分配。”
毕业后,组织选派钱七虎到苏联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读研究生。回国面临分配时,工程兵政治部先通知他到位于北京的工程兵科研设计院报到,休假完后,领导又找他谈话,说新成立的西安工程兵工程学院急需教员,迫切希望他去。
“当时我准备结婚,对象在北京工作,但我俩都是员,我二话不说,马上先去西安报到,两个月后趁来北京参加首届全国防护工程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的会议间隙结了婚。 ”
上世纪70年代初,钱七虎受命进行某地下飞机洞库门设计。为了获得准确的实验数据,他赶赴核爆试验现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和收集数据。在现场发现,虽然核爆后的飞机洞库门没有被炸毁,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防护门出现严重变形,致使无法开启。
当时飞机洞库门设计采用简单手算的公式,计算精度差。计算精确变形需要应用先进的理论在大型电子计算机上计算。上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刚兴起有限元计算理论,钱七虎没有学过有限元理论、计算机语言,没有编写过大型程序,他只能加班加点学习,终于编制出大型计算程序。当时中国只有七机部五院、中科院计算机所才有大型晶体管计算机,他利用别人不上机的午饭时间和晚上上机,时间久了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又诱发了痔疮。
“这些困难我都克服了,坚持了下来。”最终,钱七虎设计出了当时跨度最大能抵抗核爆炸冲击波的抗力最高的机库大门,还出版了《专著有限元原理在工程结构计算中的应用》,获得了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
上世纪,我国面临严峻的核环境,他和团队时刻跟踪着新型进攻武器的发展。“只要是敌人核武器这个‘矛’发展一步,就琢磨和研究让我们的‘盾’如何更坚固一层。”从核空爆到核触地爆,再到核钻地爆;从普通爆炸弹到钻地弹,经过长达几十年的研究,他和团队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我国战略工程装上了“金钟罩”。
钱七虎说,一个有担当的科学家,不但要关注如何增强国防实力,也要关心国之重器的重大民生工程。
1922年初,珠海特区建设机场,要炸平一座山,爆炸总量1085万立方米,要求一次性爆炸成功,数万发雷管不能有哑爆,一半的土石方定向投入大海,一半的土石方必须松动破碎,而且要确保邻近1000米内的两处村庄安全。这样大的爆炸,世界还无先例,难度很大。钱七虎带领团队六下珠海,和大家一起研究设计的具体方案和实施工程的方案,当年12月成功实施爆破,创造了世界爆破史上的新纪录。
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为预防和治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城市内涝等“城市病”,他利用研究地下工程占有大量国内外学术资料的优势,率先提出开发利用地下城市空间、发展城市地下快速路、地下物流等创新观点,先后组织编制、主持和评审了全国20多个重点设防城市地下空间规划。
这些年,钱七虎在长江隧道、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能源地下储备、核废物深地质处置等方面,贡献了学识和才智。
钱七虎:我觉得党给我的荣誉太多了:国家最高科技奖、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党员,我必须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我要给党交一份合格的答卷,无愧于这个称号。
新京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你为武汉抗疫一线万元。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家人支持你吗?你在生活中是否也很简朴?
2018年,我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为了响应党的脱贫攻坚号召,我把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资助我国西部的贫困学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把江苏省配套奖励给我的800万元中的650万元捐给了武汉抗疫一线万元分别捐给了母校上海中学和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我们的生活比普通老百姓好很多了,钱对我意义不大。我如果追求奢侈的生活,对我这个员来讲是可耻的。
我们要把助人为乐作为人生准则。自上个世纪以来,我成立瑾晖基金,瑾晖二字是我母亲和爱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我做捐赠我爱人是支持的,她也是党员。基金每年资助家乡贫困学生二万元,孤寡老人一万元,我们还救助过患艾滋病的孤儿。
新京报:你已经84岁,称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想做、能做,指的是什么?你工作的节奏是怎样的?
钱七虎:作为具有65年党龄的科学家,我有责任继续践行科学家精神,让余生继续发光发热。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继续担任军事科学院首席专家、火箭军首席工程专家。
这几天,我在团中央作报告,昨天参加了东六环工程盾构方案论证。重大工程特别是水下的大工程,肯定要叫我去,我基本上有空就去。这周五,我还要去成都出差,作“在碳中和碳达峰目标下,地下空间怎么发挥作用”的报告。后面两个礼拜,我要把时间空出来治病了。
新京报:地下空间建设,对于实现碳中和碳达峰有怎样的意义?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地下空间发展有侧重吗?
钱七虎:简单来说,地面建筑搬到地下,地面就可以大量植树造林,吸收二氧化碳。另外,地下空间还能为储能提供空间。
大城市人口集中,要先把交通转入地下空间,通过地铁、地下物流等减少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