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寒冷的冬季，一场特殊的饭局正在进行。饭桌上，一位身着囚服的人正襟危坐，对面是威名赫赫的王震将军。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囚犯不久前还被判处死刑，而今天，他却成了王震将军的座上宾。更令人惊讶的是，王震不仅请他吃饭，还要让这位死囚担任一项重要工程的总指挥，自己甘愿做他的副手。这位死囚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为何会被判处死刑？又是怎样的机缘，让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愿意放下身段，为一个死囚当副手？

  1949年8月，随着节节胜利，新疆的和平解放已成为势在必行的任务。毛主席深知，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若采取武力方式解放，不仅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还可能引发更复杂的民族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想到了张治中将军。张治中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与新疆军政要员存在广泛联系。8月26日，毛主席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与张治中进行了长谈。张治中接受任务后，立即给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发去了一封措辞恳切的电报。

  陶峙岳收到电报后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困境。当时新疆的军事力量分为三股：赵锡光的整编第42师驻扎在伊犁地区，叶成的整编第78师控制着喀什一带，马呈祥的整编骑兵第一师则盘踞在塔城。这三支部队各自为政，互不统属。

  在这种情况下，陶峙岳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策略。他首先争取到了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的支持。包尔汉是尔族，在当地具有广泛影响力。有了包尔汉的支持，陶峙岳又通过私下沟通，说服了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

  但叶成和马呈祥却态度坚决，拒不接受和平起义的建议。陶峙岳随即改变策略，一方面派人散布消息说主力即将进入新疆，另一方面暗中策动叶成、马呈祥部队中的基层军官。这一举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两支部队内部很快出现了分化。

  9月20日，陶峙岳派出使者，以优厚条件说服叶成和马呈祥离开新疆。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节外生枝，陶峙岳特意安排了一支护送队伍，将他们安全送往印度。这一手段既保全了对方的颜面，又避免了武装冲突。

  9月25日，在确保军事力量已得到有效控制后，陶峙岳和包尔汉联名向中国中央发出起义电报。电报发出的同一天，他们召集各界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新疆和平起义。整一个完整的过程没发生一次武装冲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解放。

  这次和平解放的成功，为新疆的社会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真正的挑战才起步。当地各族群众虽然摆脱了旧政权的统治，但贫困、匪患等问题仍然严重困扰着这片土地。第一野战军一兵团随即向新疆进发，一场关于新疆建设与发展的新征程即将展开。

  1951年初，在新疆乌鲁木齐监狱里，一位名叫马福元的囚犯正在等待执行死刑。他因在时期担任新疆省政府建设厅技术处处长，被认定为＂反动技术分子＂而被判处死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判决并不罕见。

  马福元1906年出生于甘肃省，早年就读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他来到新疆工作，凭借专业相关知识和技术能力，逐步晋升为新疆省政府建设厅技术处处长。在任职期间，他主持修建了乌鲁木齐至迪化的公路，并参与设计了多座水利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马福元因其历史问题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当时负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王震将军，正为一项重要工程发愁。

  这项工程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筹建之初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在天山北麓开垦荒地、建设农场。然而，这片区域地形复杂，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尤为关键。没有合适的技术人才，这项工程就无法开展。

  在了解情况后，王震派人调查了马福元的背景。通过一定的调查得知，马福元不仅精通水利工程，还对新疆的地形地貌极为熟悉。更重要的是，在他担任技术处长期间，主持的工程质量都很过硬，从未出现重大事故。

  1951年2月的一天，王震亲自来到监狱，要求见马福元。在简单寒暄后，王震直接问道：＂你愿意为新中国效力吗？＂马福元回答说：＂只要能为国家做事，我愿意付出一切。＂

  随后，王震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他要求司法部门暂缓执行死刑，并亲自为马福元担保。在王震的安排下，马福元被带到了一个简陋的办公室。房间里摆着一张地图，上面标注着天山北麓的地形数据。

  王震对马福元说：＂这片荒地要变成良田，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来当总指挥，我当副手。＂这番话不仅让马福元震惊，也让在场的其他干部感到不可思议。一个死刑犯，竟然要担任总指挥，而威名赫赫的王震将军甘愿做副手。

  在随后的几天里，马福元详细研究了地形图，并制定了初步的开发方案。他提出要先修建一条总干渠，然后根据地形特点，分期分批开展灌溉工程。这个方案得到了王震的高度认可。

  就这样，马福元从一个等待处决的死囚，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项重大工程的总指挥。这个决定虽然在当时引起不小的争议，但王震从始至终坚持己见。他说：＂治水兴田需要真才实学，马福元就是我们应该的人才。＂

  1951年3月，在天山北麓的荒原上，一场波澜壮阔的水利建设工程真正开始启动。这片土地寸草不生，遍布砾石，冬季更是寒风刺骨，温度低至零下30度。然而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数千名建设兵团战士开始了艰苦的开荒造田工作。

  马福元领导的第一项工程是修建一条贯穿整个农场的总干渠。这条干渠需要从山区引水，全长超过50公里，工程难度极大。由于缺乏机械设备，大部分工作只能靠人力完成。建设兵团的战士们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工作，直到天黑才收工。

  在工程初期，马福元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渠道的走向如果按照原计划施工，将会造成大量水资源浪费。他立即向王震汇报，建议对规划做调整。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已完成的部分工程需要推倒重来，但王震还是同意了他的建议。事实上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新的渠道不仅节约了水资源，还减少了后期维护的难度。

  施工过程中困难重重。1951年的春季，天山融雪导致山洪暴发，刚完工的部分渠道被冲毁。面对这一突发情况，马福元带领技术人员持续工作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加固渠道的有效方法。他们用当地的卵石铺设渠底，既解决了冲刷问题，又节约了建设成本。

  到了夏季，新的挑战又来了。烈日下的工地温度高达40多度，很多战士中暑倒下。马福元提出将上班时间调整到清晨和傍晚，避开烈日当头的时段。同时，他根据地形特点，将施工队伍分成多个小组，采取分段施工的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

  1951年秋季，第一期工程接近尾声时，又遇到了技术难题。渠道需要跨过一条季节性河流，传统的渡槽工艺在这里并不适用。马福元根据实地勘察，设计了一种新型的钢筋混凝土渡槽，既保证了结构强度，又非常大地节省了材料。

  工程进行期间，王震经常到工地检查工作。有一次，他发现马福元正在渠道里趟水测量水流速度。当时正值寒冬，水温接近冰点。王震立即叫来警卫员，要给马福元换上棉靴。但马福元坚持要亲自完成测量工作，他说只有准确的数据才能确保工程质量。

  到1951年年底，第一期灌溉工程终于完工。这条总干渠不仅解决了农场的用水问题，还为后续开垦荒地奠定了基础。在验收时，专家们一致认为，工程质量远超预期。

  这项工程的成功，不仅证明了马福元的技术能力，也展现了新中国的建设者们不畏艰难的精神。王震在工程完工后说：＂这条渠不仅引来了水，更凝聚了人心。马福元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建设兵团的战士们给这条干渠起了个朴实的名字——＂生命渠＂。因为有了这条渠，荒原开始变成良田，死寂的土地重获生机。这条贯通天山北麓的水利工程，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一个死囚重获新生的传奇故事。

  1952年初，马福元的突出表现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在王震的多次请示和详细汇报下，最高人民法院对马福元的案件进行了重新审理。考虑到他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重要贡献，以及确实未发现其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撤销了对他的死刑判决。

  消息传来的那天，马福元正在工地上指导第二期灌溉工程的施工。王震亲自来到现场宣布这一决定。在场的建设兵团战士们自发鼓掌，为这位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总工程师庆贺。

  然而，马福元并没有因此放松工作。在死刑被撤销后的第二天，他就带领技术团队开始了新一轮的工程规划。这次的任务更艰巨：要在天山北麓建设一个完整的农业灌溉系统，使荒地变为良田。

  1952年春，马福元提出了＂梯级开发＂的创新方案。考虑到天山北麓的地形特点，他设计了一个由多级水库、渠道组成的灌溉网络。这个方案不仅能充分的利用山区降水和融雪，还能通过梯级调节确保全年供水稳定。

  在方案实施过程中，马福元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将数千名建设兵团战士分成专业队伍，有的负责渠道开挖，有的负责水库修建，有的专门从事测量工作。每个队伍都配备了技术骨干，确保工程质量。

  1952年夏季，一场特大暴雨考验着工程的质量。连续三天的强降雨导致山洪暴发，周边地区多处设施遭到破坏。但马福元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却安然无恙。这一事件引起了水利部的重视，专门派人来新疆考察学习。

  同年秋天，第一批农田开始做试验性耕种。在水利工程的保障下，这些昔日的荒地竟然种出了小麦和玉米。看着金黄的麦浪，连见惯大场面的王震也感慨万千。他说：＂马福元不仅是个技术专家，更是个实干家。＂

  1953年，马福元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副局长。这个任命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质疑任用前罪犯担任要职是否合适。对此，王震公开表态：＂用人不应该被历史问题所束缚，关键要看现实表现。马福元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在新的岗位上，马福元开始着手培养技术人才。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工程经验编写成教材，在兵团内部开办技术培训班。很多年轻的建设者在他的指导下，逐渐成长为水利工程的骨干力量。

  1954年，马福元主持编写的《新疆农田水利工程设计手册》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系统介绍新疆水利建设经验的专业著作。书中许多独创的施工方法和技术革新，为后来的水利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位曾经的死囚，通过个人的专业相关知识和勤勉工作，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更为新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故事，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个独特的篇章。

  1955年后，马福元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更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规划。这一年，新疆尔自治区正式成立，地区发展进入新阶段。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副局长，马福元开始着手制定全区水利发展规划。

  在实地考察中，马福元发现塔里木盆地的水资源问题尤为严峻。他提出了＂三水统筹＂的理念，即将地表水、地下水和降水统一规划利用。这个创新性的想法得到了上级的重视，随后被列入重点研究项目。

  1956年春，马福元率队前往南疆考察。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他带领团队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收集水文数据。当时，条件极其艰苦，考察队经常要在沙漠中露营，忍受风沙的侵袭。但马福元从始至终坚持亲自测量数据，记录地形特征。

  同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袭击了考察队。马福元和队员们被困在沙漠中长达三天。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他依然没放弃工作，利用被困期间绘制了详细的地形图，为后来的工程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1957年，基于前期考察成果，马福元提出了＂引水跨流域＂的大胆设想。他建议通过跨流域调水，解决南疆地区的用水问题。这个方案虽然在当时看来过于超前，但为后来的南疆水利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技术人才教育培训方面，马福元建立了系统的培训体系。他坚持每周给年轻工程师讲课，将自己数十年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很多学员后来成为了新疆水利建设的中坚力量。

  1958年，马福元完成了《新疆水利资源综合利用报告》，这份长达300多页的报告详细分析了新疆水资源的特点和开发方向。报告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备极其重大的参考价值。

  到了1959年，马福元主持的水利工程已经遍布新疆各地。从天山北麓到塔里木盆地，从伊犁河谷到哈密盆地，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新疆每个角落。这些工程为新疆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0年，年过半百的马福元仍然坚持一线工作。这一年，他开始着手编写《新疆水利工程技术手册》，打算将自己的工作经验系统整理下来。然而，由于长期过度劳累，他的身体健康情况开始每况愈下。

  1961年初，马福元在工地视察时突发脑溢血。送医后，医生要求他卧床休养，但他仍然坚持在病床上处理工作。直到去世前，他还在修改技术手册的初稿。

  马福元的一生，从死囚到水利专家，从技术人员到管理者，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专业相关知识和实干精神是改变命运的关键。在新疆的广袤土地上，那些蜿蜒的渠道和宏大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诉说着这位水利专家的传奇故事。